《周易大发现》（四十七） (第2/11页)

百家争鸣的新思潮有关。

    从对一部《周易》如何看待来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家上层已没有人用其如同春秋时期那样的占筮的运用来决策军国之大事了。这是理性的时代，这与春秋后期上层精英的启蒙无不有关。特别是孔子对《周易》的论述，对战国的“周易”学术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在对卜筮的批判上，孔武更是一针见血的指明卜筮的流害。《孔子兵法》里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

    孔武说的“先知者不可象于事”，这个“象”，就是反对用卜筮的那种类象(卜筮上的八卦取象)获取事情上的“先知”。孙武知道那种先知是不可信的。不但孙武知道，就是会思考分辨是非的人，都知道那种的类象（八卦取象）出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是自欺欺人的东西。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人士恐怕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人用卜筮的那一套在为诸侯王们来决断军国大事了，再那样是要亡国的。精英人士们不是为诸侯王们献计于收买人心的仁政王道，而就是献计于富国强兵的霸术。春秋八卦取象卜筮的那一套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没有了市场，逐步从政治舞台上谈出，这正是理性时代里的必然。所以战国里的诸子百家学问只有引用《周易》来用于说理，把《周易》逐步恢复到本来的义理功用之上。上层人士没有人会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虽然孙武反对的“先知者不可取于象”这应是针对八卦取象卜筮的，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周易》，但无疑为战国走向理性做了启蒙的作用。

    特别在战国后期产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诗》、《书》那样的引用是用于阐明事理的。无疑在实际运用中，把《周易》看待是一部理论书籍了。如《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