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谋划 (第8/9页)

。更不要说面对商业社会那各种复杂的变化了。自然，国家的税收和预算也就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了。大明朝很多官员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商业财富的变化，根本没有在商业方面增税加税的概念，只会惯性地盯在可怜的农民身上。

    另一方面，在大明朝后期，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集团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他们瓜分了大量的商业贸易红利，如果朝廷和皇帝想起来要从商业方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文官集团们的疯狂阻挠。

    挺住他们阻挠的，比如说万历帝，就因三饷加派，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被文官集团、大商贾们，加后来别有用心的鞑靼人御用奴才合伙痛骂。

    说实在，三饷加派，黄来福是不赞成，这是加重农民的负担，本来他们负担就重了。但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黄来福却是赞成的。

    商人和文人当时占有了国家90%的财富，纳点税又怎么啦？都是国家公民，你商人和官员就没有纳税的义务，一定要将负担全压在农民头上？虽说开矿榷税时造成了一些商人的伤害，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造反，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这点在崇祯皇帝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崇祯皇帝就是因为受到文官集团们的忽悠，大力减免商业税，将国家税收负担大部分转嫁到小民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没有活命的机会。虽得到了某些文人明君的称号，不过也更加大了社会矛盾，加速了亡国的步伐。

    最后崇祯皇帝国灭身死，而那些为了私利而忘大义的文官们和大商贾们，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不是死在李自成等流寇的刀下，就是死在胡虏的刀下，再不就是搞